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运动
来源:    发布时间: 2019-08-11 07:40   16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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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2000年人大新闻硕士考试的论述题 请大家认真帮我答一下 有追加 复制的大侠 闪 4楼的不是专指我国的的新闻发展啊 兄弟们 复制粘贴害死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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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来的中国新闻传播,同样经历了太多的变化。如果就激荡的形态而言,可以用“天翻地覆”来概括;如果以冷静的态度来描述,可以说这是一个媒介业“多方向发展”的百年。下面以时间为序,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历程:

  1900年,孙中山先生指派革命党人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了第一张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机关报《中国日报》,开创了革命派通过报刊进行革命活动的传统。该报不仅在内容上,也在报纸的编排上为中国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带来了创新的面貌。

  很快,中国出现了约700个大小党派,其中多数追随孙中山的主张,大多有自己的报刊,热闹非凡。革命派报刊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舆论基础。

  中国的现代新闻业自19世纪初诞生以来,遭受过许多局部的迫害,但整体的发展尚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然而,袁世凯为压制反对他称帝的舆论, 1912—1916年间全面迫害报刊,这期间至少有71家报刊被封闭、49家受到传讯、9家被军警直接捣毁;至少24名记者被杀害、60名被捕入狱。全国报纸1912年有500多家,到1916年已不足130家。由于迫害最为严重的年代是1913年,农历癸丑年,所以这在历史上被称为“癸丑报灾”。随着袁世凯的垮台,中国的报刊才得到相对宽松的出版环境。

  袁世凯垮台后,各地军阀争夺权力,于是在新的强权产生之前的缝隙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产生和发展(大约从1916年到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止)。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少有的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新思潮展现着自己的魅力,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之相对应的便是无数新报刊的诞生,以及报刊面貌的更新。采用白话文、使用标点,竖排改横排(这一点后来没有推及开),报纸副刊普及,电报的使用,记者站的纷纷建立,使得新闻的流通大大加快。

  在这个背景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商业报纸得到较大的发展,其特点用邵飘萍的话来说,即突出了“以新闻为本位”,以传递新闻为主要功能。例如所有权转到中国人史量才手中的《申报》、北京《京报》、改革后的上海《时报》、天津新记《大公报》、上海《新闻报》等等。尽管各报倾向有所差异,但它们主要不是政治性报纸,而是商业性报纸。通讯社也是在这个时期得到发展,1926年时,全国已有155家。中国的广播电台也诞生在这个时期。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中国的学术新闻学,正是在这种环境中由蔡元培先生倡导而形成,其标志是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中国的新闻教育也由此为起点。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任白涛是中国学术新闻学的开山鼻祖。

  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蒋氏为代表的成为控制中国的新的强权。该党的媒介,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中央广播电台,以及在围剿红军时创办的军队报纸《扫荡报》,构成了控制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官方新闻传播体系。但是,这种控制不是绝对的,许多商业性的报刊,内的自由派人士办的报刊,以及各种文化、教育、科学刊物,某些民营电台和通讯社,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抗战胜利后,的主要新闻机构虽然居主导地位,但的新闻事业(各级报刊、新华社、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等)已经在根据地形成了自身的体系;同时,还有大公报团、新民报团、益世报团、世界报团、申报团等民营报刊集团居于偏左或偏右的中间状态。

  中国的报刊产生于五四时期,但是真正成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其标志是领导的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改版。这次改版确立了通过党的报刊指导党的工作的原则,认为这是“党的工作中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改版的精神扩及到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各根据地的报刊和国统区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为未来新中国的新闻传播体制奠定了基础。1940年12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但该台真正在全国产生影响,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领导的新闻事业在全国居于主导地位。原的中央级新闻机构龟缩到台湾省,留在大陆的各种分支机构和依附于的报刊全部被查封;进步的民营报刊继续出版。

  1949年8月,《人民日报》成为党中央机关报;12月,原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启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随后各大区、省级行政区均有了党的机关报和相应的人民广播电台。1954年取消大区,大区级的报纸、广播电台消失,形成中央、省级党的机关报和中央、省级广播电台(及后来的电视台) 体制。新华通讯社在共和国成立之时即成为国家通讯社,并于1950年完成了各地支社、分社的归口工作。

  1952年底,允许继续出版的几百家进步民营报刊和几家民营电台,最早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转变为国营或并入其他报、台,从此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不再有民营成份,完全国有化。

  前中国新闻事业的格局大体是:中央级报纸有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派的联合机关报《光明日报》(1957年以后改为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全国性知识分子的报纸)、金融经济方面的全国性报纸《大公报》。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中央级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 (1958年开播,1978年改名“中央电视台”)。

  经过50年代初的院校调整,原燕京大学新闻系并入北京大学成为新闻专业,随后再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上海原有的五家新闻专科学校和大学新闻系,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于是形成中国南北两大新闻系的新闻教育格局。另外,还有一家于1959年建立的当时规模不大的北京广播学院。

  “文革”时期中国新闻传播再次遭到劫难,全国原有的约700家报纸,大部分在造反派的冲击(1967年1月《文汇报》首先夺权,波及全国)下停刊,只有中央的几家报纸(《大公报》停刊,《光明日报》全部刊登新华社稿,勉强维持出版,最少的一期仅印了4000份)和省级行政区各保留一家,共约40 家;各种杂志,绝大部分停刊。电视台停播。原来内部发行的《解放军报》开始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齐名,以“两报一刊”的名义,经常贯彻、“”的旨意,发表重要文章,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运动,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

  新闻教育完全停滞,中国人民大学解散,该校新闻系并到北大中文系成为一个专业。新闻学除了重复“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外,便是批判同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

  在主持工作的“文革”后期,新闻事业有所发展,报纸种数有所增加,电视台恢复播出节目,但内容依然受到“”的直接控制。

  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媒介业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仅从1978年底至1985年3月的1900天里,平均一天半就诞生一家报纸。80年代中期在全国开始形成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层次、多样化的报纸新结构。从80年代初开始,电子媒介发展迅速,先是普及彩色电视节目,接着完善各省电视台,近年有线电视、卫星电视逐渐普及,不知不觉地电视已经成为人们接触最多的大众传播媒介。广播业发展迅速,各种波段和频率的专题节目渐多。

  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大众媒介的内容日益丰富多彩,报纸扩版加页,电视节目版块化,广播节目更加轻松活泼,同种媒介和不同媒介间的竞争局面已经形成。广播和电视的人口覆盖率逐年加大,已经接近90%。90年代以来已不再追求媒介的数量,而是强化质量。至2000年中期,我国的网民 1600万,“第四媒体”对传统媒介的冲击在中国也见到端倪。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和教学得以恢复,至今已经出版了2000种以上的各类新闻学书籍,而“文革”前总共出版了约100种,其中没有一本是学术专著。传播学1978年引入后,即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至今新闻学与传播学实际上已经融合为新闻—传播学。高等新闻教育 1981年起出现硕士,1985年起出现博士。全国各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传播系多达60多个,广播影视院系得到了急速的发展和完善。新闻法从 1984年开始着手研究,日渐增多的新闻官司可援引的各种法律条文已经相对完善。

  20世纪末香港、澳门先后回归中国,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其媒介业的体制与大陆有所不同。台湾省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40年代的内战而成为中国的一个特殊的地区,其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20世纪内,香港的新闻传播经历了以英语传播为主向以汉语传播为主的过渡;经历了日本占领和光复的曲折,媒介业的变更较大。二次大战后,香港的媒介业才进入了较为稳定的市场经济竞争的环境,媒介的更迭主要由于经济原因。1997年回归祖国后,香港的媒介格局保持稳定。市民报纸中最大的两家《东方日报》和《苹果日报》,竞争激烈,内容日趋庸俗化和注重视觉冲击。前者已有31年历史,后者在1995年创办后一跃成为与前者势均力敌的报纸。1999年《东方日报》创办《太阳报》,目前形成东方、太阳与苹果的竞争局面。除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管理的“香港广播电视”外,香港主要的民营广电如“亚视”、 “无线”、亚洲卫视和“香港商台”(广播)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

  澳门的大众化报纸在20世纪初形成。伴随着内地不断的社会动荡和日本对中国的入侵,澳门的媒介业长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新中国成立后,澳门的媒介业进入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现在《澳门日报》发行量占全澳的80%,是唯一的大报。澳门地域过小,直到1982年才建立澳门广播电视公司,1984年播出电视节目,2000年建立了电视卫星台。

  台湾省20世纪前半叶处于日本的统治下,只有很少的日文“官文”报纸。政府接管台湾后,创办了台湾第一家中文报纸《台湾新生报》。该党败退台湾后,为维持其统治,1951—1987年实行了38年的“报禁”,只维持31家报纸存在的局面。但是在经济发展的促动下,即使报禁时期也发生了党公军营报纸与民营报纸力量对比的变化,后者逐渐壮大。开放报禁后,登记的报纸多达数百家,但是线家。在原先的《联合报》、《中国时报》两大民营报系外,现在增加了《自由时报》系,形成台湾三大报系;自2000年起在大选中失去执政党地位,其报刊影响力自然江河日下。原的中央广播电台(即现在的中广公司前身)、中央通讯社,早已改组为独立法人的股份制公司,尚是台湾最大的广播公司和通讯社。1962年,集资创办的“台湾电视台” 首播电视节目,接着出现中国电视台、中华电视台,加上近年建立的全民电视台,形成四家鼎立竞争的局面。

  公元历法是世界上一部分人创造的,正好凑上百年和千年的整数,借这个机会回顾一下以往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当然很好,但我们应当清楚,任何事物的发展不会依据某种历法年头的整数,会各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例如,根据本世纪科技普及的“一代人法则”,从某项科技发明和运用的年头延续一代人时间(二三十年),应当成为研究的一个时间段,例如电视发展的起点是20世纪30年代,到出现卫星电视的60年代(其中应减去第二次大战的时间)、从1969年最早的计算机联网传播到现在的因特网,均可作为一个研究的时间段。另外,许多具体的研究话题,例如世界性的经济一体化对大众传播业的影响、加入WTO的背景下中国的新闻传播业等等,也将比以百年、千年划分的历史线世纪到来了,这只是我们自己画圈自己跳的一种感觉,简单纪念一下这种感觉无妨,但一切该怎样依然怎样,还是各自努力工作吧。

  展开全部参考以下资料,希望对你的问题有所帮助本文旨在追溯convergence 一词在新闻传播学中的演进历史,厘清其不同语境下的内涵与外延,以期正本清源,使人们对媒体融合这一现象和发展趋势有更清晰的理解。

  根据牛津英文词典的注解,Convergence 一词最早源于科学领域,如1713年英国科学家威廉·德汉(William Derham)谈到光线的汇聚或发散(convergences and divergences of the rays)。 随后,该词被逐渐运用于气象学、数学、进化生物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

  Convergence 一词与大众传播线年代中叶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法悖(Farber)和巴冉(Baran)1977年发表了“计算和通讯系统的聚合”(the convergence of comput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s)一文;麻省理工大学的尼古拉·尼葛洛庞蒂(Nicolas Negroponte )1978年用一个图例演示了三个相互交叉的圆环趋于重迭的聚合过程,这三个圆环分别代表计算机工业、出版印刷工业和广播电影工业。不同工业即将和正在趋于融合这一远见卓识第一次通过这个著名图例演示出来,获得了商界领袖的青睐,尼葛洛庞蒂因此而获得数百万美元的赞助,使他得以于1985年创办了后来声誉卓著的媒体实验室。

  随后,新闻传播界愈来愈多的思想家也开始意识到科技发展对与新闻媒体的影响。例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席威廉·帕雷 (William Paley)在1980 年广播界年会上发表讲演,重点论述了新闻信息传播机制的融合(the convergence of delivery mechanisms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给业界所带来的新挑战(高登,2003)。

  到底是谁最先将convergence 一词用于传播科技相关领域实难考究,但传播学者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对于该词的推广与普及功不可没 (高登,2003)。在其1983年大作《自由的科技》 ( The 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普尔提出了“传播形态聚合”(the convergence of modes), 他认为: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聚合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初,通信、消费电子产品、媒体和计算机还可以作为独立的产业存在,通过不同的传播方式提供不同的服务,但是,随着计算机数字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数字化融合不仅改变了大众传媒获得信息的时间、空间及其成本,更主要的是为电信业、出版业和广播电视业出现产业融合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对此,葛林斯丁(Greenstein)和迦拿(Khanna)将融合定义为“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模糊或消失” (曹卫,郝亚林,2004)。当美国在线年初宣布历史性合并之际,convergence 一词已经成为了电子信息传播中的常用语了(高登,2003)。

  然而,这个愈来愈受青睐的术语即使在新闻传播领域也有着多种不同的涵义,而正是这些不同的涵义导致了人们对该词的模糊认识。有鉴于此,李奇·高登(Rich Gordon)对不同传播语境下该词所表达的涵义作了如下分类:

  虽然科技完全融合的时代还未到来,但普尔提出的传播形态融合的理念使我们看到了未来媒体科技发展的图景:传媒机构的数字化传播内容管理体系的创建和广泛使用,可以相对容易地将各种数字形式传送到不同的传播平台,例如,电视将具备更多计算机的特点从而与网络相连,既可以接收和储存数字化内容,也可以让观众与荧屏上广告之类的内容互动。现在,移动电话已经有了摄像、录音、收看电视节目、收发电子邮件等功能。可以说,媒体科技的融合是新闻传播领域随之一切融合的基础。

  当今传媒集团最高层次的融合,是指媒体所有权的集中,维亚康母公司(Viacom)、迪斯尼(Disney)、维旺迪集团全球出版公司(Vivendi Universal)和美国在线时代华纳(AOL Time Warner ) 常常被人们誉为当今全球经济环境下媒体所有权合并的典型案例。当美国在线年进行所有权合并时,伦敦金融时报评论说,这次合并第一次清楚地表明:人们期待已久的各种节目制作及其传播方式的融合正在变成现实(高登,2003)。

  然而,媒体所有权合并引起了许多传媒批评家的关注。记者兼学者的本·巴格迪肯(Ben Bagdikian) 在其1983年第一版《媒体垄断》(The Media Monopoly)中就预测到:一些传媒公司将控制绝大多数普通美国人所读、所听和所见。他担忧这种所有权的集中和对内容的控制会压制社会上不同声音,从而导致新闻传播不能全面而准确地描绘社会现实。

  在美国,早在科技融合之前,对媒体所有权集中的忧虑使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于1970年通过了《广播/电视跨媒体所有权限制令》(Radio/TV Cross-Ownership Restriction),1975年通过了《报纸/广播电视跨媒体所有权禁令》(Newspaper/Broadcast Cross-Ownership Prohibition),不允许一家媒体公司在同一城市中同时拥有广电媒体和报刊,并对同时拥有广播电视媒体的范围做了限制。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媒体所有权的合并兴趣和发展趋势在业界有增无减。诚如论坛报 (Tribune Co.)出版集团总裁杰克富勒(Jack Fuller)所说:在同一市场拥有电视、电台和报纸可以降低成本,增强效益,提供更优质的新闻 (高登,2003)。由于信息传播科技、特别是网络传播等新兴传播方式的发展,过去对传媒所有权的限制规定已经过时,不能适应当前传媒市场的现实需要。

  有鉴于此,一九九六年美国修正并通过了新的电信法,解除了对传播产业跨业经营的限制,以开放竞争的方式,让传播业者跨行业经营其它种类的传播媒体,以因应新科技所带来的新的传播环境。传媒公司之间通过收购、合并等手段,进行产权、营运、产品上的整合,形成规模庞大的多媒体集团,从事具有规模效益的多媒体业务。这样,报纸、电视台、电台、电影和互联网站的生产作业得以打破彼此的界线进行互动性融合,进而达致资源共享并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互相推动、促销、造势,通过不同的平台传播给受众,从而取得事半功倍的经济效益。

  战术性联合并不需要媒体所有权合并,通常是指在不同所有制下电视、报纸、电影、网络等媒体之间在内容和营销领域的通力合作。媒体共生理论(Media Symbiosis)已经告诉人们:媒体之间只有相互依靠才能共生共荣。这种依存关系一如电影与电视、唱片与广播之关系一样。

  媒体战术性合作的初衷是为了推销各自的传媒产品,例如,报纸和电视的合作者们就相信:交叉助销可以驱使报纸的读者去看电视、电视观众去读报纸;电视观众可以知道明天报纸上的新闻故事,而报纸的读者又可从天气版上看到电视台的最新天气预报;报纸记者能让电视记者在现场播报新闻时提供更详细、更深入的信息;电视记者携带照相机,而报纸摄影记者携带数码摄录机。如果对于一次剪彩仪式,报纸只要一张照片而电视台只要20余秒的录像的话,就完全没有必要派出两位摄影师了。

  随着媒体科技的融合及媒体所有权的合并,传媒从业人员的工作职责和媒体组织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例如,当奥兰多前哨报(Orlando Sentinel) 与时代华纳有线小时本地新闻频道时,他们组建了一支多媒体编辑队伍,这群编辑大多数都具有广播背景,他们在两个新闻编辑部之间进行协调,与文字记者沟通,将报纸内容变换成电视新闻。这便是媒体因应需要而进行的组织结构性融合。

  在这方面,真正落实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理念并将它发展到极致的是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媒体综合集团”(Media General)。该集团将它旗下的报纸(坦帕论坛报,Tampa Tribune)、 电视台(WFLA-TV)和互联网站(坦帕湾网站,Tampa Bay Online)全部集中在同一个建筑物中,同一屋檐下,同一新闻室中,各种媒体的采访人员互相配合、协调,合作采访新闻,甚至由同一名记者同时采访报章和电视新闻以及电子版的实时新闻,同样的信息通过不同的形式,包装成适合不同媒体的产品,扩大了市场,节省了成本,获取了较大的效益(林任君,2003)。

  新闻记者谈论媒体融合时,焦点总是集中在将来是否需要每一位记者使用不同的采访工具进行新闻报道。比如,报纸记者是否会扛着笨重的摄像机和录音设备四处奔波?为此,哥伦比亚大学的工程师们已经开发了一种可以背的移动工作站,以便记者能采集多种形式的内容 (高登,2003)。

  2002年,背囊记者(backpack journalist)的概念首次出现在网络新闻学评论网站(Online Journalism Review)上,引起很大反响。简·埃伦·斯蒂文斯(Jane Ellen Stevens)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位背囊新闻记者。她是一家报社的记者,同时也是电视台和网站的摄影记者。 “现在你能想象聘请一位不懂计算机的记者吗? 十年后,你同样不能想象聘请一位不能跨媒体工作的记者。”而MSNBC网站的普雷斯顿·门登霍尔(Preston Mendenhall)更是背囊记者的典型, 他历时半月,横穿阿富汗,发回了大量的文字稿件、静态照片、录音录像等,在广播和网站播出 (高登,2003)。

  网络的出现,使得新闻叙事形式的融合成为可能。多媒体新闻传播形式即是融合了文字、照片、声音、录像、动画和图表等多种形态的新闻叙事方式。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时报》(St. Petersburg Times) 的网络互动特别报道 (Online Interactive Special Report)制作了一系列优秀的多媒体深度报道,其中一篇关于圣彼得堡一条黑人街道的报道集报纸文字、广播声音、电视图像以及互动图表等多种陈述方式于一体,使受众感官获得了全方位的享受。

  与过去的单一媒体报道方式相比,新闻叙事形式融合而产生的多媒体新闻具有以下几大特点:

  1. 容量大: 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网络多媒体新闻的容量几乎是无限的,不再受传统新闻版面和时间的限制,存储成本越来越低。

  2. 实时性: 多媒体新闻可以随时随地更新信息,满足人们对新闻时效性越来越高的要求。

  3. 互动性: 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输不同,多媒体新闻的信息传输是双向的,用户既可以接收信息,也可以反馈信息,并且决定浏览的内容、顺序和时间。

  4. 多终端: 多媒体新闻的终端可以是计算机、手机、也可以是电视,甚至是能随身携带的电子书报。

  新闻传播领域中的Convergence一词在大陆、香港和台湾通常来说有四种翻译法:汇流,融合,聚合,整合。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和别的一些汉语词典的释义,汇流主要指水流或人潮的会合;聚合有两层意思:(1)聚集在一起;(2) 化工上指由单体结合成高分子复合体的方法;而融合是指几种不同的的事物合成一体;整合则是集结不同的意见或事物,重新统合,成为新的整体。因此,我个人认为媒体融合、媒体整合更能切贴体现convergence一词的本意。当然,最佳的译法当然是根据convergence一词不同语境下的不同涵义将其分别翻译成合并(如媒体所有权合并 Convergence of Ownership)、联合(如媒体战术性联合Convergence of Media Tactics)、融合或整合(如媒体科技融合/整合 Convergence in Media Technology)。

  媒体融合是上个世纪新闻传播业最为重要的发展现象,互联网的文字、声音、图像等多媒体传播功能极大地改变了传播机构的运作方式,使得传媒可以通过多种平台进行信息的采集、发放和分享。媒体的合并和传媒科技的发展,促进了融合新闻学(convergence journalism)的产生。美国德州南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的卡丽·安娜·施里亚杜(Carrie Anna Criado)和卡米尔·克列普林(Camille Kraeplin)两位教授从2002年开始,历时一年时间,首次对全美的新闻传播业及新闻院校媒体融合发展程度进行了全面调查,主要结论有:

  1. 传媒组织和新闻教育工作者均普遍认为媒体融合对于新闻传播业的未来发展十分重要;

  2. 他们所调查的报纸和电视台中,绝大多数进行了传媒战术性联合,相互分享新闻及人力资源;

  3. 大学的新闻课程也开始走向融合,因为融合新闻技能培训已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跨平台传播训练已经或即将纳入课程规划。

  以前,记者通常学习一种媒体的传播技能,然后便将自己所选定的这一领域作为终生职业场所。然而,21世纪的记者应该认清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努力加强跨媒体传播技巧训练,成为具备以多种形式进行写作和传播能力的融合记者(convergence journalist)。

  展开全部大众传播是传承人类文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人类历史上自从有了传播就使得人与人之间、人与事物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近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领域进一步拓宽了。可以说,在我国历史发展长河中,从盛唐时期“邸报”的出现到现在互联网媒体的诞生就明显地勾勒出了一幅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轨迹的图画,反映出了我国社会文明发展变革的进程。由此可见,大众传播业的发展繁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

  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取决于人们的某种需求,新闻传播活动的产生也是如此,新闻传播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求知、欲知和为我所用的需要,我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特别是以文字形式的传播虽然规模小,传播范围窄,但它代表了当时统治阶级的一种谋求强化其统治的需求和手段,即希望通过一种相对稳定的传播方式或传播媒体来搜集其所需的信息,传达统治者的政令、旨意,用以强化其统治集团的统治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里,交通极不发达,通讯方式古老而原始,信息闭塞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这就为大众传播业的产生发展创造了条件,更为传播方式加速由口头、符号向文字、印刷方向发展铺平了道路。唐代“邸报”的产生便是我国历史上大众传播业由口头或图符向文字过度的一个分水岭,也是大众传播业为统治阶级所独享的开端。

  漫长的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生产方式古老而原始,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缓慢,人们普遍接受教育的机会甚少,一般庶民百姓接受教育就更成了痴人说梦;文字的使用、文化的发展、科技的应用便成了统治阶级的“内部事务”,加上当时传播方式和手段的原始,抄录新闻从速度、数量到内容上都是极其有限的,传播范围也仅仅限于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民众对“邸报”所传播内容既无“知晓权”更无“参与权”。所以,古代传媒的垄断权始终牢牢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传媒的内容也大多只限于宫廷的“内部事务”。象“诏书”,皇帝的饮食起居、出行、朝廷的公告、公报、政令、皇室的动态,官员的升迁贬黜,各级臣僚的奏单疏表等,根本没收有与平民百姓相关连的“宫外新闻”。可以说,大众传播媒体在社会经济不发达的古代社会里完全是统治阶级强化其统治地位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是统治阶级强化其封建统治的御用工具。新闻传播方式的不开放性和传播内容的局限性,严重阻碍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辨证唯物主义认为,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我国古代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亦是如此。在我国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社会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特别是先进生产技术的发明推广和应用较少,“刀耕火种”、“以物易物”长期作为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象征,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抑制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直到盛唐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由此才带动和促进了新闻传播业及相关机构的产生和发展。“上都知进奏院”的设立,使我国历史上的新闻传播机构由无形无序变成了有形有序,也为我国历史上大众传播事业的健康发展打了基础。“邸报”虽然从其传播的内容上看全都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事务,并且从不与庶民百姓谋面,但作为新闻传播业的本身为我国的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具备了雏形。到了宋、元、明朝的时期,新闻传播在方式和内容上基本上还是沿袭了盛唐时期的传统,属于全“官办”全“包办”。只是在管理和运作方式上有所改变,所不同的是从宋朝开始,长期战乱不断,社会政治经济局势动荡不安,并由此促进了民间“小报”的产生和传播,从而也使文字传播的形式由单一的统治集团垄断延伸扩展到了百姓中间,传播业开始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无疑是我国大众传播史上的一大进步,也为我国近现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总体上说,我国古代传播业的发展速度是缓慢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作为统治阶级强化其统治地位的御用工具,一种官方的代言机构其传播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传播内容受到严格控制,科技的不发达使传播手段也受到了限制,此乃我国古代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此外,禁止百姓参与和接触传播事业,使传媒始终如同囿于宫中的“笼中之鸟”也是我国古代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说,文字传播从盛唐兴起以后对巩固封建统治集团的统治地位、推动封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促进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协调统一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传媒、舆论对于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乃至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作用,所以从唐代宗十二年(公元777年)开始便在朝庭中设立“上都知进奏院”,并设“上都知进奏官”专司“邸报”的采编发行工作,到了宋、元、明、清时期,这个专司新闻传媒事业的机构进一步发展,朝庭还要求各路、州、郡都在京城设置进奏院,即地方政府驻在京城的新闻传媒代言机构,负责发行“邸报”和为“邸报”提供重要报道内容和线索,所不同的只是机构名称略有变动,即由“进奏院——通政院——通政司”,到了清朝,专门负责传媒事务的官员干脆改由兵部管辖,并且由武进士担任。

  我国古代宫庭内部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古代整个大众传播业的发展,于是,与“邸报”相映生辉的非官方传播方式——“小报”应运而生,宋元明清几个朝代延续不断的农民起义、地方诸侯争霸割据、外敌的入侵等内忧外患也从某种程度上刺激和促进了广开言路和传播业的发展,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体直接渗透于战争和商业经营活动以后更为大众传播业的发展提供了沃土。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洋枪大炮轰开我国国门以后,西方工业革命以及相关的信息等都陆续涌入我国,特别是一些西方传媒也纷纷冲破“大清印刷物专律”在我国办报办刊或在我国境外创办中文报刊,从英国传教上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开始,到1874年由王韬创办的第一张中国人自己办的真正意义上的报纸——《循环日报》诞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西方传媒在中国的渗透唤醒了我国传媒事业的大发展,也可以说,是我国大众传播业发展乃至我国经济政治由衰落转向发展的一个转折,特别是西方传媒对西方工业革命以及西方先进科技信息的介绍和传播,使国人逐步认识到了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已落后于西方,中国的刀枪剑戟已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近现代传媒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中国人的觉醒。

  近现代传播事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突出了新闻传播服务经济政治、服务社会生活和大众参与的功能,彻底打破了我国古代传媒由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传播、封闭运行、内容单一、传播范围狭窄”的格局,注重了开放性、公众参与性与媒体权威性相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近现代传播媒体所传播的内容基本上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和科技文化发展的如实反映和真实写照,新闻从业者开始研究新闻本体,突破了我国古代传媒内容的单调性、封闭性、无时效性和社会制约性,传播机构的操纵也由古代的单一官方操纵发展成为官方与非官方混合经营,特别是民办报刊的大量出现,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传播内容也由官场文章、公文等转向注重新闻性和趣味性。更重要的是电报这一现代科技成果被运用到了大众传播活动中,使新闻传播如虎添翼,从1882年1月16日,也就是津沪电报传递线路开通的当天,上海《申报》就通过电报线路收发了来自天津的电讯稿,首开了我国传播业史上运用电缆线路传递新闻的先河。我国近现代传播事业的大发展不仅标志着国人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也标志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人们认识、利用大众传播手段能力的提高也标志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

  19世纪未20世纪初,由于英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受工业革命的推动,产生了飞速发展的好形势,这些信息通过大众传媒不断传入我国,加上国人自身从战乱、纷争中的不断觉醒,使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在这种大环境中也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近现代大众传播业发展史上出现了三次大的飞跃;继十九世纪未电报被广泛用于传输新闻之后,二十世纪初又相继出现了广播传媒、电视传媒,从而使大众传媒家族的结构产生了根本的变化,同时通讯社这一独特的新闻发布机构也纷纷在各地诞生。新闻传播速度由过去的刊播季度新闻、月新闻、周新闻到刊播当日新闻,上午、下午、夜间新闻,人们梦寐以求的“地球村”愿望得以实现,古人诗中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变成了咫尺天涯一线牵的“地球村大家庭”。

  近现代大众传播业的发展时期是我国传播事业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它为我国当代新闻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自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张日报《循环日报》创刊以后,我国的报刊传媒便以不可阻挡之势冲破重重阻力和干扰开始进入一个发展盛期,特别是受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大众传播工具、舆论宣传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保守派要凭借传媒宣传复古守旧,维护其旧有统治;革新派要利用传媒宣传新思维、新主张,向人们传播变革维新、兴利除弊的道理。这样,即使当时的清朝政府、地方军阀和政府对传播媒体、对言论出版的控制非常严厉,但各种宣传革新、宣扬民主的报刊和言论仍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代表媒体如:《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中国日报》、《苏报》、《民报》、《申报》、《民国日报》、《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等。

  传播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国人的思想在舆论的影响下得到了洗礼,求真理、求进步、求发展、求富裕成为国人的共识,各种社会团体和政党都充分认识到,要建立组织,要发展就要建立自己的舆论阵地,创办自己的媒体,创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舆论氛围。如《循环日报》在创刊后不久便成为改良派宣传自己观点和主张的阵地,在宣传变法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辛亥革命就是通过其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报》来宣扬“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主张的,他们还明确提出“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就先后在国内外创办了一百二十多种报刊,用以“揭露清朝政府对内残酷人民,对外出卖民族主权的种种罪行,分析人民生活疾苦的原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和革命历史,歌颂人民起义的英勇事迹,动员人民起来革命,对革命形式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中国自诞生之日起就十分注重利用各种媒体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真理,《向导》、《每周评论》、《红色中华》等刊物为唤起民众起来推翻反动腐朽的政权,建立新中国作了大量的宣传和引导,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中国从此走上了由人民当家作主、广大人民充分享有民主自由权利的道路,大众传播事业也从此如鱼得水,深深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充当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成为“汇天下之精华,扬独家之优势”的阵地。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等还多次深入到各媒体,亲临现场指导传媒工作,为媒体撰稿题词,为我国当代新闻传播事业健康快速发展注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建国之初,虽然我们的国家百废待兴,但党和政府对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繁荣一直十分关注,在对各新闻媒体进行规范整顿完善的同时,1958年被称为“第三媒体”的电视传媒又在我国诞生,至此,我国的大众传媒中文字、图片、声音、图象等各种传播途径应有尽有,为我国国民经济在短期内得到快速的恢复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不仅有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大众传播业自身也在发展中不断发展壮大,并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组成部分。现在全国各类新闻传播机构的从业人员已逾百万之众,大众传播机构的类型也由过去单一的报刊机构发展到现在的多种报刊机构、通讯社、广播电视台、互联网站等连通全球、覆盖天地之间的网络体系。人们的思想、行为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得到规范和进步,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大众传播媒体不仅是传达政令、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递信息、传播科技知识的重要阵地,也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娱乐、使大众陶冶情操的重要手段,在党性原则的指导下,大众传播媒体成了连接党和政府与人民血肉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成了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建设富强祖国的工具。媒体自身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都有自己的新闻传播机构,各行业各部门也有自己的行业部门传媒,从老年报刊台到少儿报刊台,从党政机关报刊台到专业报刊台应有尽有,真可谓“百花争艳、五彩缤纷”。国际间传媒的相互交流也日益频繁 ,各类新闻机构的驻外站点遍及全球,国际上瞬间发生的新闻事件也可通过遍及全球的网络在我国的各新闻媒体及时甚至同步播出。

  建国后短短五十年间,不仅我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我国的大众传播事业也走到了世界前列,大众传媒已成为引导人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的号角,成为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